楚风汉韵

牛宏成：浅论中国古代钱币的美学价值

2024-07-25

中国是最早铸造和使用钱币的国家之一。中国古钱币经历了数千年的变革，见证了王朝的兴衰，伴随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其文化思想底蕴浓厚，当我们欣赏中国古钱币的时候，直观感受到的是钱币的色泽、形状和钱面上的文字、纹饰或图案，及钱币的大小、轻重和光滑度，这些直接形成了对钱币的审美判断。但由于受文化传统的影响，我国的古钱币学研究很少涉及古钱币自身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对钱币艺术的研究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空白。然而古代劳动人民在铸造钱币的时候，不但表现出高度的技巧，而且也表现完美的艺术构思。

窖藏五铢钱山，现藏于南阳市博物院

先秦时期重要的科学技术著作《考工记》开篇就提出:“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一朴素的工艺观强调“天时”“地气”“材美”“工巧”是古代器物设计和工艺生产的理论基础和造物原则。我国古代钱币的铸造一致遵循“天时”“地气”“材美”的设计观念，因地制宜地将钱币造型艺术同先进的金属冶炼水平和铸造工艺完美地结合起来，既表现在感性形式之中，又表现于钱币本身的意义与内涵之中，是形式美和内在美的高度统一。如中国最早的金属铸币——布币、刀币、寰钱就是由劳动工具演变而成的，即美化了的劳动工具。中国钱币的纹饰与图象属于意象美学形态，中国钱币的纪重数字表现数理美学思想。

清朝古钱学家翁树培研究钱币时曾说“辩之于其字、于其形、于其色、于其质、于其声;兼此五者，而精审焉”。因此，古钱币自身的材质、造型、书法、纹饰以及附着于钱币载体之上的文化，带给人们审美的视觉效果和愉悦的心理感受。本文就中国古代钱币的美学价值试作以下探讨。

一、材质美

材料的质感、色泽、肌理等效果本身就具有一种美感。

中国古代钱币的材质均颇具美感。因为中国古币的制造遵循天时、地气、材美的设计理念，把钱币造型艺术同先进的金属冶炼水平和铸造工艺完美地结合起来，所以铸造出许多美观实用的精品。

中国古代钱币的材质以金属材料铜为主，还有贝、龟、黄金、银、铁、玉、帛、铁、石、骨、蚌等。

贝币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货币，也称贝币、贝货。海贝能够成为最早的货币，除因中原地区距海较远，难以获得海贝而显得珍贵外，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贝币的材质和形制美。因为贝壳质地坚硬，不腐不臭，易于长久保存，且外型美丽、小巧玲珑、耐磨光滑，是当时十分珍贵的东西。由于它具有装饰性、神秘性、权威性和美的外观，能够表现其它商品的价值，所以就充当了一般等价物，最终成为货币。因此，古代先民对贝壳的美感既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意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天然的贝壳作为货币渐渐供不应求了，于是出现人工贝币，如石贝币、骨贝币、蚌贝币等。到了商代晚期，出现了用铜质的金属贝币。铜贝的出现，奠定了铜作为古代主要币材的基础。“铜为物之至精，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不为风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于士君之行，是以用铜也。”[1]铜不易腐蚀和不易变形的优点成为历代古钱币的主要成分。

我国历代古钱币大多数是以铜合金（青铜）形式铸造的，青铜的颜色会受到锡含量的影响，从赤铜色变为赤黄色，再变为橙黄色，最后变为灰白色。由于古代冶炼技术天时和地气的差异，各时代所造古币的铜质各不相同，不同朝代和地区铸造的古钱也各不相同，各有特点。

秦、汉时期，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背景决定了钱币的铸造严格遵循规定的合金标准，即战国秦半两的标准。但是秦末汉初社会动荡，物质基础薄弱，民间私铸现象严重，合金成分变化较大。到了魏晋时期，朝代更迭频繁，钱币铸造十分混乱，钱币虽然减重厉害，但是铸币的成色普遍较高，呈现出铜含量的适量减少和铅锡的配用量逐渐增高的趋势。进入唐代，钱币的合金组成成分较为稳定，铜含量平稳降低，铅锡含量适度上升，一定程度上节省铜材质的使用量，我国古代钱币铸造工艺及水平进一步提高。

“一刀平五千”钱币，现藏于南阳市博物院

秦、汉钱币是在我国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下铸造的，钱币的铸造基本按照战国秦半两的合金标准。但秦末汉初物质匮乏，“更令民铸钱”，私铸导致铸币合金变化较大，钱名与实重不符。西汉五铢自元狩五年(前118年)开始铸造，至公元6年王莽改制。120余年间，五铢钱含铜量普遍较高，含锡量相对比较稳定，合金组成整体比较稳定。虽然王莽执政期间，数易币制，但新莽钱的合金组成非常规整划一，因此莽钱不仅外观制作精美，合金组成也极其规整，在我国古代的钱币中堪称“不惜铜、不爱工”的典范。东汉五铢的合金组成与西汉大体类似，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别，绝大部分钱币的铜色为青白色中微带淡红。

魏晋南北朝时期钱币铸造混乱，但铸币的成色普遍较高；隋五铢钱大都制作精好，部分钱币的锡成份大，铜质泛白，称之为白钱；北宋社会生产力得到恢复发展，青铜铸币在规模、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宋朝制定出了精确而又科学的合金配比标准，并且得到认真执行；金钱的形制仿照宋钱，铜含量比较稳定，铅锡用量固定，如泰和钱为高锡青铜所造，外观色质泛白，十分惹人喜爱。

黄铜是一种不同于青铜的另一种具有良好铸造性能的铜合金。明代从大中通宝到弘治通宝都铸行青铜钱，嘉靖以后，向黄铜铸钱过渡。到天启年间，直接用金属锌配铜铸币，我国古代黄铜铸钱技术至此已基本成熟，黄铜铸币成为定制。

中国古代钱币除了其材质本身的美之外，经过百年、千年的使用和流传或埋藏之后，形成的色泽更是绝美无比。传世品的“黑漆古”乌黑发亮、色泽自然，宛如美玉，触之动人。发掘品表面长满铜锈，呈现出黄、橙红、鲜红、深棕等不同颜色的“枣皮红”“栗子壳”等。受不同地理环境的影响，铜锈还会呈“靛青蓝” “鸡血斑”“松儿绿”或“瓜皮绿”等多种色泽。这些美丽的锈色，让人感受到美的冲击，陶醉其中。

二、形制美

我国古钱币的形制多种多样，有天然美的贝币，有仿劳动工具的布币、刀币，有形体怪异的鬼脸钱，有内外皆圆的圜钱，有内方外圆的方孔圆钱。钱币形制的不断演变，体现的是人们审美观和创造观的变化。在每一个形制的钱币中又有不同的形态变化，形成了一种完整和谐中有变化对比的美。

钱币形体的不断演变，是不同时代人们审美观和创造观改变的结果。

贝是夏、商、周三代的重要货币，小巧玲珑，外型美丽。

铜贝的形状完全模仿天然贝壳，椭圆形，腹内铸成空洞，背中间有一道从上到下的槽沟，槽沟的两边铸有相同的短齿纹，具有一种实用的美感。历史上还有一种“包金铜贝”和“贴金铜贝”，里面质地仍为青铜，贝面上包着一层薄薄的金皮，或涂上一层金色的粉。这种铜贝使用范围狭窄，多供王侯、贵族朝聘或赏赐之用。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流通的蚁鼻钱形制轻巧，呈不规则椭圆形，铸有阴刻铭文，或像蚂蚁的肢体，或像哭丧的脸面，给人以拙朴粗犷的意味。这种原始粗犷的风格正是原始楚文化的反映，是楚人丰富诡异想象力的体现。闻一多认为楚造型艺术表现的是一种“如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怅惘，圣睿的憧憬，无边际的企慕，无崖岸的艳羡”[2]。楚人用朴质、率真而大胆、热烈的眼睛观察和了解世界，并不加丝毫掩饰地在造物制器之中发现出来，展现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布币有空首布、平首布、圆首布。每一类中根据首、肩、足部的变化，又可以分为许多类型。布币大体经过了由笨重到轻巧、由大到小、由粗糙到精致的三个发展阶段。布币的形制变得精致、轻小，适于当时社会行业的发展，别具一种浑然圆润之美。

刀币形制如刀，由刀首、刀身、刀柄、刀环几部分组成，背有脊线，形制大小不一，工艺精简，流露着一股简约自然的风气。有的刀币铸有外郭，是我国金属铸币有外郭的开始。外郭不仅使刀币显得外观美丽，增强了钱体的牢固度，而且还可防止钱文的磨损。

方孔圆钱因其制作简易、节省材料、便于携带、方便统计等因素，在中国历史上流通时间最长、使用最普遍。简单的圆形轮廓与方形内穿融合产生“大道至美”的效果，这正是中国先民注重线条之美的审美趋向的反映，因而在我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进程中一直处于金属铸币形制的首选。

除了官铸钱币外，民间所制的厌胜钱是形状各异，有方形、圆形、上圆下方形、钟形、锁形、蝶型、鱼形、六边形等，把“形制之美”推向了顶峰。

作为民间厌禳、祈福、赏玩之用的厌胜钱不受官铸钱形制的约束，以美感的满足为目的。以“穿”为例，除方穿外还有圆穿、花穿、无穿、双穿、穿不居中等。外形有圆形、方形、六边形、上圆下方形、钟形、鱼形、蝶型、锁形以及各种异形，还有多用于悬挂、佩戴的牌饰。而“镂空”更是厌胜钱“形制之美”的典型之作，在钱体的虚实相间之中，完美地体现图案的空灵、简约、生动、传神，营造出浮想联翩的审美心理效果。

三、装饰工艺美

在中国古代钱币的方寸之间，铸有大量意象生动的纹饰。这些美好的形象通过细致逼真的图案和叹为观止的工艺表现出来，使得古代铸钱具有深厚的审美价值和形式意味。

古钱币千姿百态的背饰图案,表达了当时社会思想文化意识、风俗和传说。这些纹饰图案多是用某种具体的事物来表达抽象的中央集权、儒家伦理、宗教信仰以及民俗风情等观念。铸造者巧运匠心，把宇宙间的日月星辰、山川花木、虫鱼禽兽、亭台楼阁，人生中的男女长幼，想象中的神仙鬼魔，器物中的方胜如意、葫芦八卦，通俗性的历史故事，象征性的十二生肖，以及符篆、马格、婴嬉、秘戏等千姿万态的形象都生动活泼地布格于小小的钱币上，把生动的形象与精湛的工艺结合起来，塑造出众多的生动的审美象，从而使美的感觉得以天长地久留传寰尘，让后人也能尽情赏玩。这些具体的物象被生动的图案和精巧的工艺表现出来，使得古钱币特别是厌胜钱在方寸之间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早期钱币如贝币、刀币、布币等制作虽不够精整,但有“潦中见精,精中见细,凹中见挺,薄中见坚”之感,凸显出一种朴实的天然之美。平首布使其作为生产工具的实用功能完全消失，边线的造型也由多直线、厚实发展到多曲线与纤细，体现了铸币工匠的审美创造。秦半两钱中有极少数钱上有类似星点的纹饰。汉半两钱和五铢钱中有些钱面背穿上有横竖纹和星月纹。这些形状简单纹饰也反映出古人朴素的宇宙认识，以及对探究天地宇宙的强烈愿望。王莽时期铸造的金错刀——“一刀平五千”大钱，不仅钱文美，其高超的错金工艺，为历代钱币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珍宝，“科圣”张衡就写下了“美人赐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3]的传世佳句。

古钱币中装饰工艺最为精美的是厌胜钱。起源于汉代的厌胜钱，形制以圆穿圆孔形为主，铸工十分精美，纹饰以植物、动物、人物为主题，纹饰变化丰富多彩，极具观赏性。这类钱的图案纹饰多饰以花草，所以又称此类钱为“镂花钱”和“通花钱”。厌胜钱的制作工艺可分为镂空钱和实体钱。镂空钱一般都是双面透空技法铸造，绝大部分两面图案相同，钱体显得玲珑剔透，所要表达的形象更富有立体感。

厌胜钱上的纹饰既对人们生活起到了美好祝愿的作用，又有独立的艺术欣赏价值。这些图案制作精美不仅如实反映了当时民间艺人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遐想，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其内容多取材具有道德教化意义和宗教崇拜意义的故事，因此还起到了社会启蒙教化的功能。

四、文化意蕴美

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古代钱币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既有传统儒家礼教价值观念、佛道二教的宗教信仰，还寄托着古代人民的朴素美好的愿望。

中国古代钱币从一开始就天人合一，人神相通。据《管子·国蓄》记载：“先王……以珠玉为上布，以黄金为中布，以刀布为下币”。商周时，玉曾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流通，就是因为玉在上古时就已具有充当天、地、人神之间中介物的独特作用，有了玉就能够勾通天、地、人、神，就能够实现天、地、人、神之间的交流；先秦时较为成熟的“原始布”就脱胎于一种青铜铲形农具镈，就是先民在钱币设计时出于对天的思考。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天的使然，而要在自然界中求得生存，生产工具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把钱币设计成生产工具的形状最适合充当天、地、人之间的媒介。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以“半两”钱统一了全国货币。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进程中，尽管改朝换代频繁，但每个朝代都选择了方孔圆钱作为最基本的法定通货，少数民族和各农民起义军都不例外，甚至还影响到了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方孔圆钱无论在时间长度还是空间距离上都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方孔圆钱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除了其形制美之外，最重要的是它的文化意蕴浓厚，满足了人们追求圆满、和谐的心理需求，实现了功能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方孔圆钱表达了对天、对天道的崇拜。钱的外圆代表天，内方表示周正无缺的地，外圆内方与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一致，成为了整个宇宙的微型模版，凝聚着古人对天地的认识，也是古人试图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一种探索，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崇拜意识相吻合。“中国造物设计以‘天圆地方’为起点，动态地把握相似性原则，通过一系列类比，将自然空间上下四方由思维推演为中央优于四方，并延伸到社会生活之中，成为中央帝王领属四方藩臣的政治结果的神圣性与合理性的依据。”正基于以上的原因，秦始皇将钱币形制固定为圆形方孔钱，于一钱以中，法备天地，天覆地载，万宇一通。一方面有表达探究天人关系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外圆代表天命，内方代表地上皇权，天命与皇权在一枚小小的钱币上得到了高度统一。

中国古钱的钱文内容,还包涵了《周易》、儒、道、佛诸家美学思想。半两、五铢纪重钱文,体现了中国古代数理美学思想。秦统一后,推崇“五德”说。五铢钱的“五”字是个阳刚、中正数字,也是吉祥、完美的数字,其代表的意义丰富而深刻。五铢钱作为中央集权的法定货币,集中体现了汉武帝儒道合一的思想；年号钱文受《周易》文化影响较深，从钱文上能够读出历代帝王年号的寓意及博大的思想内涵。自唐代开元通宝创立宝货钱币体制以来,我国封建社会以“乾”“元”“大”三字为年号钱的为数不少。在周易的八卦中,乾为天,以“乾”字作钱文的,有乾封泉宝、乾德元宝、乾亨重宝、乾圣元宝、乾道通宝、乾统元宝、乾祐元宝、乾隆通宝等。以“天”字为首的年号钱文,有天成元宝、天福元宝、天汉元宝、天策府宝、天禧通宝、天庆通宝等。以“元”字作钱文,除了开元通宝,还有元丰、元祐、元符、元德通宝等。此外,以其中两字作为钱文的,有乾元重宝、大元通宝、大元国宝等。

结语

中国古代钱币凝聚着丰富的美学内涵是先民铸币工匠的工艺结晶，中国古币的美学特征也在形制、文饰、材质等各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小小的一枚古钱,方寸之间包涵着大量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民族、宗教有关的知识信息,透出历史和文化的印迹,折射出灿烂的艺术光彩。

因此，研究凝聚着实用与艺术功能的古钱币，对其作相对全面的历史和文化回顾，发掘它的文化底蕴，从美学角度对古代钱币进行研究，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的书法、装饰等传统艺术特征和民俗文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还可以丰富我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陶冶情操，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全方位地让文物活起来，进一步增进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律历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6月；

[2]闻一多《论庄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9月；

[3] 张震泽《张衡诗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8月；

原载《南阳市博物院专辑》（2023年）

作者简介：牛宏成，研究馆员，南阳市博物院党总支书记、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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